以下为王永利发言实录整理：（经本人审核，不代表机构或论坛观点）
当前，金融风险控制极端重要，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风险管理亟待改进和加强。中国的金融风险非常突出，国家已经把防控重大金融风险列为攻坚战之首。现在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金融的市场化发展历史非常短，我们对货币金融的本质与内在逻辑，金融的整体统筹和专业划分，资金的跨境流通和本外币的关系，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有效把控，中央银行的职责定位与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监管机构设置及其相互关系等，认识严重不足，经验和能力相当缺乏，在这种基础上，中国金融的迅猛发展难免产生和积累严重的问题和风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金融严重萎缩，在很长时间内就成为货币印钞和国家出纳了。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间也依然是专业银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1993年之后经济加快发展，也带动以银行为核心的各类金融迅猛发展，大大超越金融监管的能力，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风险急剧暴露，1998年开始推动深刻的金融改革，重点是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关系从地方脱离出来，实施垂直管理，并推动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大量剥离不良资产等，这使问题和风险得到了很大的遏制。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金融也在快速发展。随着产能的快速扩张，国家越来越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中主要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成为共识，发展金融成为各级政府重要的战略追求。但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对金融的内部逻辑和总体把握不足，监管明显滞后，这就造成了在金融风险防范和控制方面的短板。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互联互通、跨界融合的特征开始打破很多行业边界和流程模式，对经济金融乃至社会运行产生深刻冲击。我国首创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并一度呈现出领先世界的发展态势，但实际上我们对货币金融的发展逻辑、发展规律，甚至是它的本质，并没有很好的掌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很快就聚集和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最近，数字币、区块链成为了全世界的金融热点。但学术界、金融界仍对数字币是否是货币存在争论。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声明要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但却并没有明确央行数字货币或法定数字货币到底是什么，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还是类似比特币一样全新的网络加密货币，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很模糊，直到近期，才逐渐明确，央行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由于长时间快速发展，大量的非市场化运作、非专业化管理积累了许多问题，行政性的调控在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引发和积累了新的问题。1998年我国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最后演化为“分机构审批、分机构监管”，谁批准设立的机构就由谁负责监管。但实际上金融机构的营业范围不断被突破，金融机构多元化经营与分机构监管的目的越来越突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资管业务，现在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都在做资管业务，但由于监管部门不同，监管规则不统一，监管实施不协调，监管套利在所难免，资管产品层层嵌套，层层加杠杆，普遍存在刚性兑付，通道业务、SPV节点、影子银行等大量涌现，大量的资管产品最后都是建立在房地产贷款上的，使金融监管形同虚设，系统性风险隐患急速聚集。
尽管监管部门从2017年初就开始关注资管业务风险，组织力量设计统一的资管业务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在今年4月正式出台，但现在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管业务的本质把握上依然不到位。按照资管新规的定义，资管业务实际上就是“受人委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严格意义上来讲，资产管理方必须站在资产所有方、委托方的角度去看问题、去设计方案，得到认可后，按照方案实施资管，由委托人获取收益、承担风险，资管机构只是收取管理费，不可出现保本付息的事实，即必须打破刚性兑付。但到目前为止，金融机构从事资管业务，基本上都是从本机构资产负债管理和争揽客户、发展业务出发，设计资管产品，注重销售给投资人，角度存在很大偏差。同时，按照资管新规，仍然是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都可以从事资管业务，这实际上就模糊了存款性机构和非存款性机构的概念与边界。金融机构的专业领域可以划分出很多，但最重要最基本的划分是存款性机构与非存款性机构。存款性机构面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必须按照约定去保本付息，即形成刚性兑付，因此，对存款性机构将实施最严格的金融监管，会有一整套监管指标和规则，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或存款保险制度，并对存款性机构的投资严格约束，不得投资非许可的金融领域。而非存款性机构可以募集社会资金，但不允许有保本付息、刚性兑付的承诺，因为一旦承诺保本付息，非存款机构就变成了存款性机构，但又没有按照存款性机构去监管，当金融脱媒大量出现以后，金融风险就难以把控。有无刚性兑付，成为存款性机构与非存款性机构的分水岭。
由于我们国家没有严格区分存款性机构与非存款性机构，各类金融机构开办业务、募集资金时，也承诺保本付息，刚性兑付普遍存在，使商业银行面临极大的资金分流（金融脱媒），结果也大量从事资管（理财）业务，最后就使资管业务失去了基本原则，必然产生和聚集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经济增长换挡转型、国际国内环境剧烈变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和深刻挑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国内经济在经历了入世以来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于2012年开始出现增长下行，到去年十月十九大召开已有约六年的时间了。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使原来高速发展掩盖的大量问题暴露出来，如果不能尽快的明确下一步发展的目标、方向、路径，不能给大家足够信心的话，全社会的信心就有可能受到冲击，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就会面临挑战。所以十九大做出了极其深刻的决策，确立了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这使得全国人民倍受鼓舞和振奋，大大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但这也在国际上产生极大震动，特别是美国深感其世界老大的地位将受到挑战，激化了美国的反华情绪，美国迅速发起了强烈的贸易战等强烈举措，这使得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面临苏美两极尖锐对抗，中国作为大国，对国际局势有很大影响，因而也存在巨大国际套利空间，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但又避免走极端化，坚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获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仍保持较高发展速度，形成坐二望一的态势，这必然将激化与美国的矛盾，这是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不可避免的的过程，对此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目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才真正开始。从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即到1989年时的政治危机，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叠加1998年南方大水，第二个十年时（1998-99）经济严重滞胀，再到第三个十年时遭遇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沧桑四十年间我国经历了多次重大挑战，但我们都走过来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果。但必须看到，如今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真正的挑战刚刚开始，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洗礼。
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并没有经历真正的金融危机的洗礼，甚至在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清盘后，再没有出现一家银行乃至其他金融监管破产倒闭，更没有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因此，金融风险难以得到有效释放，防范金融危机的意识和能力严重不足，对金融的整体把握、统筹控制、专业认知、市场化管理等还相对薄弱，这在2013年的“钱荒”、2015年的“股灾”，以及我们房地产金融的发展，资管业务的泛滥，近期强监管、去杠杆的行动上都有表现。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上依然是行政色彩浓厚。这种状况与金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与风险隐患急剧暴露带来的挑战严重不符，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交汇的特殊时点，特别值得认真反思、深入总结其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宏观局势及其发展方向，深化改革开放，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走出困境，实现更好发展。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攻坚战之首，必须切实提升和增强金融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如今是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是智能风控、大数据管理的时代。未来的风控完全靠人是不可以的，必须靠大数据、靠模型支持。只有金融和科技有机融合、共同配合，才能让风控更加高效。在保证数据真实性的前提下，及时、准确地归集分散在不同机构、不同业务上的信息，利用高科技，使大数据得到智能应用，这是必然方向，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总之，加强风险控制，我们应站在更高的高度、更全面的角度上去看问题，也要更好把握金融逻辑，积极拥抱新技术，推动风险管理、风险控制更便捷、更智能、更高效。文章转自金融科技研究